侦查本部接到松本的电话报告，山下文田、清河上尉立刻率领十几名刑警驱车直抵“倍福大楼”。
郑宗侃那天晚上未在侦查本部值班，住在市警察局招待所，等他接到山下文田的通知，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赶到那里时，松本、老黄两人正站得毕端毕正听山下文田大发雷霆训斥。
他们显然已经挨过“教训”，一个嘴角流血，一人脸上印着红杠。郑宗侃开口解救了他们：
“山下科长，现场看过了吗？”
一语提醒了山下文田，又骂了两声“八格牙路”，一挥手下令道：
“上楼去，勘查现场！”
刑警在“亚细亚钟表公司”的门口，发现一根大约尺半长、指头粗、一头扁一头尖的钢质小撬棒，“飞贼”就是用这根撬棒撬开门锁的。
接着，他们又在店堂里找到了那支被松本一掌砍飞的军用手枪，一看枪号，正是盐田旅团司令部失窃的那支。
第三个发现是系在窗框上的那根绳子。绳子有指头粗，白麻拧成，两头断口处有齐崭崭的断截面，像是用利器砍断的。负责摄影的刑警拍过照片后，另一个刑警刚想解下绳子，郑宗侃却说：
“别动！让我看一下。”
那个刑警闪开，郑宗侃凑到绳子前，对着系住窗框的绳结反复观察，看了又看，好一阵才亲自动手解下，把绳子收起来，扎紧放在一个纸口袋里，召来那个被山下文田打得嘴角流血的刑警松本，对他耳语了几句，把纸袋递过去，后者匆匆而去。
由于技术鉴定的原因，加上小矶谷局长和朔尔斯多夫都不在，案情分析会延至次日中午才举行。
朔尔斯多夫在听松本介绍案发时的情况后，拿起那根钢质撬棒看了一会说：
“记得我刚抵台北介绍情况时，说过案犯在盐田旅团司令部现场也遗留过一根这样的东西，那根还在吗？”
山下文田点点头：“在！”遂吩咐助手去隔壁屋里取来。
朔尔斯多夫将两根撬棒放在一起，反复比较着看了好一阵，说：
“这不是特制的作案工具，而是普通的生产工具。案犯把这东西用过后随后丢弃，说明得来很方便，失去也不会引起怀疑。
如此看来，案犯来自哪家规模较大的机械工厂，因为只有机械工厂才经常使用这种工具，只有较大的工厂才有很多的这种工具，可以供案犯随意获取。”
小矶谷局长说：
“言之有理！查一下，台北有哪些机械工厂。”
这时，郑宗侃开腔答道：
“不用查了，肯定是基隆船厂！”
基隆船厂？怎么弄到基隆去了？在场的几十人都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郑宗侃，等待他揭晓谜底。
郑宗侃站起来，出示一张放大了的照片，上面是一个系在窗框上的绳结：
“诸君请看，这是在‘亚细亚钟表公司’现场拍摄下‘飞贼’系在窗框上逃离现场时的绳子的绳结。
这个绳结的式样有点特别，通常一般人不会打，更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打出来。
因此，我怀疑这是一种特殊职业的标志。从现场回来后，我去救火会，把刚冲扩出的照片给那里的人看。
他们看过后，议论了一阵得出结论：这是海员或者当过海员的人打的绳结。
勘查现场时，我已对绳结引起注意，有发现绳子是旧的，就立刻封进纸袋，交请松本即送技术室作鉴定。
我从救火会回来，技术鉴定结论已经出来。鉴定结论是：绳子中含有盐、钾、钠、氮等成份，说明该绳时常接触海水，估计是从出海船只上获取的。
根据以上两个结论，我认为‘飞贼’是一个具有若干年海上生活经验的、现在仍是海员的人。
之前对他的国籍、种族已有比较明确的结论。所以，我认定他是一名欧洲或者美洲国家的海员。
此人具有从船上获取绳子的机会，他所在的那艘轮船在从10月8日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一直在台湾，不是台北就是基隆。
轮船通常应当在海上航行，即使在港口停靠也不过一二天的事，‘飞贼’所在的轮船怎么会在台湾停泊一月之久？
答案只有一个：这条船在船厂大修！
刚才，朔尔斯多夫先生的分析又给了我一点启示，台北没有大的船厂，只有基隆才有，我断定‘飞贼’所在的船肯定在基隆船厂！”
郑宗侃这一番分析鞭辟入里，说得人人点头。案情分析会决定：
立即派20名刑警由山下文田、郑宗侃带领，赴基隆开展侦查。
郑宗侃是基隆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大队长，一到基隆就是他的地盘，当天即和基隆船厂的马来西亚老板取得联系，得知目前在该厂大修的轮船共有5条，其中10月8日前就已进厂修理的有3条：
英国货轮“克里斯坦号”、法国货轮“波拿巴之星号”和墨西哥货轮“泼赖诺尔号”。
这三艘船上的海员全是欧美国家，郑宗侃断定“飞贼”就在这三条轮船中的一条上。
次日，几名刑警化装成修理工，和船厂工人一起上了这三条船，他们别的不查，单查船上的绳索，看是否有规格、成色、断口均和“亚细亚”现场那根绳子吻合。
这种秘密调查一共进行了两天，最后终于在英国6500吨级远洋货轮“克里斯坦号”上发现了一根与现场那段绳子完全吻合的白麻绳。
山下文田听后大喜：
“好！‘飞贼’就在‘克里斯坦号’上！”
侦查范围一下子压缩到一条轮船上，其时，克里斯坦号”的维修已经结束，只待油漆干了就可启航。
船厂方面在每艘大修轮船修毕启航前夕，都有宴请全体船员的惯例。这次由于侦查需要，应侦查本部的要求，找了个借口提前宴请“克里斯坦号”上的船员。
宴请那天下午，日本国内应台北市警察局的要求，派来了6名刑事勘查痕迹专家，连同台北、基隆雨市警察局的刑事技术鉴定人员，齐集基隆市警察局，等候刑警提取来的指纹进行鉴定。
当天傍晚，基隆船厂宴请“克里斯坦号”全体船员，三个多小时后，宴会结束。客人刚一离开，几十名刑警就出现在餐厅，把每个客人使用过的刀、叉、勺、杯各用薄纸包起来后，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，封严后对照座位上贴着的姓名一一登记。
半小时后，一辆汽车载着“克里斯坦号”248名船员使用过的餐具驶往基隆市警察局，经过11名痕迹专家反复鉴定，终于从这些餐具中发现一份指纹与“飞贼”完全一致。
装这份餐具的牛皮纸口袋的封签上，写着“威廉姆·兰恩”。
天明后，山下文田、郑宗侃在基隆船厂厂长室约见“克里斯坦号”船长奥尼尔，了解威廉姆·兰恩的情况。
奥尼尔说:
威廉姆·兰恩是船上的二等水手，九个月前刚在伦敦受雇于“克里斯坦号”。
奥尼尔船长称，他只知道威廉姆·兰恩作为一名水手来说很称职，至于是否有盗窃行为不得而知，也没见过或者听说过具有飞檐走壁的技能。
但是，这位船长所介绍的关于威廉姆·兰恩的体态特征与“飞贼”完全一致。山下文田说：
“指纹鉴定已经确证威廉姆·兰恩是‘飞贼’了，我们决定逮捕他，这一点，船长先生没有异议吧？”
对方答:
“是的。”
山下文田说:
“谢谢！那么，请船长先生协助我们吧。”
接着，他告诉对方侦查本部制订的逮捕方案：
为防止“克里斯坦号”船员为此发生骚动，请船长找个借口把威廉姆·兰恩骗到岸上。
奥尼尔船长点头同意，他抓起厂长桌上的电话机送话器（修船期间，船厂给每条轮船上架设了临时电话，以便联络）要通了自己的船，吩咐大副：
以给船长搬运船厂赠送的礼物为由，命令水手长叫四名水手上岸来船长室，四人中必须叫上威廉姆·兰恩，严格保密。
对于海员来说，船长的指示就是皇帝的圣旨。不一会，郑宗侃就在望远镜里看见扶“克里斯坦号”上下来了四个外国水手。他把望远镜递给奥尼尔船长：
“请阁下指点一下，哪个是威廉姆·兰恩？”
奥尼尔船长看了看，说：
“穿灰色西装、系红领带的那个。”
山下文田随后命令一个刑警：
“通知下去，抓灰西装、红领带的那个。”
威廉姆·兰恩四人走进厂部大楼，船厂的一个职员对他们打了个手势，说着生硬的英语：
“你们船长先生在楼上，请从这边上楼。”
上楼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四个外国海员走进走廊后，走廊对面也走来了四个职员打扮的男子。
当他们和外国海员撩身而过的时候，突然出其不意围住了威廉姆·兰恩，以熟练的捕俘动作迅速把他制服，扣上了手铐。
与此同时，走廊两头各被一群持枪刑警堵住，进口那里为首的山下文田喝道：
“警方逮捕窃贼威廉姆·兰恩，与其他人没有关系！”
那三个海员早已大惊失色，哪敢造次？呆呆地看着威廉姆·兰恩被刑警押走。
威廉姆.兰恩被捕后，先被押往基隆市警察局，调换了一副大号白铜手铸，脚脖子上扣上了一副18斤铁镣，然后在几辆警车押解下，送往台北市警察局。
船厂这边，郑宗侃率一批刑警登上“克里斯坦号”，对威廉姆.兰恩所住的舱室进行了严密的搜查，在皮箱夹层里，搜出了金碗、金币等部分赃物，又在枕头里搜得莱因霍德·哈尼斯的那个皮包，那个笔记本和几页汇报提纲均在，里面另外还装着全部赃款。
威廉姆·兰恩被押到台北后，由小矶谷局长、山下文田、清河上尉三人审讯，新上任的德国驻台湾总领事斯旦戈尔、希特勒派来的刑侦专家朔尔斯多夫到场旁听。
应斯旦戈尔总领事的要求，警察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，在审讯室外面安排了双岗，绝对禁止任何人走近警戒线。审讯得知：
威廉姆·兰恩，46岁，英国人，家住英国伯明翰市第17大街182号。他的父亲是英国皇家陆军的军官，曾长期担任印度占领军的要职。
威廉姆·兰恩在6岁至14岁这8年间，随同母亲在印度父亲处生活。其父对印度的瑜伽术具有浓厚的兴趣，为儿子请了一位印度瑜伽高手，让他习练瑜伽。
14岁，威廉姆·兰恩回国时，已经练就一身瑜伽术中的轻功，平空能窜上2米多高的屋顶，四五米高的墙壁能垂直而上十几米高处跳下，可以不打一个趔趄，之后他仍时常习练，抓紧不辍。
威廉姆·兰恩20岁时，父亲病死；两年后母亲车祸而亡，两场变故使得家里经济景况一落千丈，他不得不辍学，以打工谋生。
三十岁以前，威廉姆·兰恩不知干过多少职业，饱尝了人间艰苦。三十岁那年当上了海员，不久和一个理发师的女儿结了婚，在伯明翰安了家。
当海员两年后，威廉姆·兰恩由于经济拮据急于想改变状况而染上了赌博恶习；差不多同一时期，由于老是赌输，他开始利用自已自幼练就的轻功绝技，进行盗窃犯罪活动。
十几年时间里，威姆·兰恩利用航海全球的机会，分别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、新西兰的惠灵顿、印度的马德拉斯、马来西亚的古晋、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、墨西哥的蒂华纳、希腊的雅典、日本的东京、苏联的海参崴、美国的旧金山等三十多个港口城市进行盗窃活动，所窃得的钱财不计其数。
这一次，威廉姆·兰恩所在的“克里斯坦号”在往台湾运货后在基隆港停泊，进行大修。
他寻思机会来了，决定大显一番身手。作为老窃贼，自然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黑道规矩，于是不在基隆下手，而去距基隆40公里的台北市作案。
“克里斯坦号”是货轮不是军舰，大修停航期间对水手行为不加管束，他几次溜往台北，化装作案。
威廉姆·兰恩供称:
偷窃莱因霍德·哈尼斯的皮包是为了赃款赃物，当时未发现里面有文件，回船后发现翻了翻，因为不识德文，仍放在皮包里，准备回英国休假时请德文的人看后再作处理。
这一番话语，说得斯坦戈尔总领事头沁冷汗，背脊抽风，这个案子倘若不是眼下侦破，被这个这个家伙逃离台湾，那就要闯大祸了！
斯旦戈尔总额事当晚便用密码向柏林拍发了破案、审讯情况，提出建议：
为万无一失，宜将“飞贼”威廉姆·兰恩引渡到德国关押、审判。
德国柏林很快来了回电，同意斯旦戈尔的建议，并由德国外交部出面向日本交涉。
几天后，“飞贼”威廉姆·兰恩被一架军用专机载押德国，不久即被德国军事法庭以“间谍罪”判处死刑，执行枪决。
失职外交官莱因霍德·哈尼斯返回柏林后，也被希特勒下令关押，6个月后方获得自由，降职使用。
莱因霍德·哈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墨西哥，专做药品生意，于六十年代因心肌梗塞身亡。
郑宗侃因其杰出的破案才能而引起德国警务界的注意，不久．他被朔尔斯多夫请往德国，供职于柏林警察局。
但是，和名探朔尔斯多夫跨洲侦探影响其才能发挥一样，郝宗侃在柏林搞侦查并无建树，只待了一年就返回台湾。
台湾光复后，郑宗侃退出警务界，在阿里山办了个农场，十年后无疾而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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